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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法律是为有钱人准备的》
近日，一则短视频引发广泛共鸣，称“法律是为有钱人准备的”。无证网约车司机被重罚而平台被轻处，游戏巨头被指损害青少年健康，重大食品安全事件中企业代价有限……这些现象似乎都在印证同一命题：法律的天平倾向了资源与资本。事实果真如此吗？当我们穿透具体争议，审视法律的运行逻辑，会发现一幅更为复杂的社会图景。
在网约车行业中，“双证”司机与平台责任间的反差极具典型性。法律明确规定，网约车平台有义务确保驾驶员与车辆合规，不得向无证者派单。然而现实中，部分平台为追求规模与数据，审核机制松弛甚至主动规避。鞍山市的专项整治发现，滴滴、花小猪等平台存在向无证车辆违规派单的行为。西安市通报的案例更揭示了严重后果：“E定行”平台因审核不严，接入了身体健康状况未知的驾驶员并最终发生猝死事件。然而，对个体的执法往往比对平台的监管更为直接和显性。对无证驾驶员的处罚清晰明确，而对平台的处罚，虽单笔金额可能更高（如西安对滴滴的一项违规拟处罚5.6万元），但相对于其庞大的营收和系统性违规可能带来的利益，常被公众认为“九牛一毛”，震慑力存疑。
类似的结构性矛盾亦见于其他领域。在游戏产业，腾讯的《王者荣耀》曾被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提起民事公益诉讼，指控其在充值抽奖、防沉迷机制、内容适龄性等方面侵害未成年人权益。这起全国首例由社会组织提起的未成年人保护民事公益诉讼，本身即是法律行动的一种尝试。新修订的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也专设“网络保护”章节，试图以法律回应社会关切。然而，面对一个营收以百亿计、深度嵌入日常生活的产业巨头，法律规制的效果与技术的快速迭代、企业的规避策略之间，始终在进行艰难博弈。
在牵动人心的食品安全领域，历史创伤尤为深刻。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发生后，政府对22家涉案企业采取了产品封存、下架、撤销名牌资格等处罚措施。然而，公众的痛感在于，涉事企业所受的惩戒，与事件造成的巨大社会伤害相比，是否相称？类似的担忧延续至今。2023年，永安某公司因销售三聚氰胺迁移量不合格的儿童餐具，被处以罚款642.6元、没收违法所得79.2元的行政处罚。这类处罚在执法文书中于法有据，但在公众观感中，其惩戒力度与企业可能获取的利润、对消费者（尤其是婴幼儿）造成的潜在风险相比，极易引发“违法成本低”的质疑。
从深层看，这些现象揭示了法治运行中一个永恒的张力：形式平等与实质正义的冲突。 法律条文通常平等地适用于所有主体，但法律资源的获取、规则的解释与运用，乃至承受法律后果的能力，却与主体的经济地位、社会资源紧密相连。一篇分析美国法治失衡的文章尖锐地指出，在资本主导的社会，法律体系深植于阶级结构之中，法治可能“异化为少数人攫取资源、规避责任的技术手段”，而程序化的审判机制会演变为依赖资源和技术的“竞技场”。这种批判视角，为我们理解自身社会中的某些现象提供了镜鉴。大企业可以聘请顶尖律师团队，利用复杂的法律程序和实体规则进行风险规避与利益最大化；而个体劳动者、普通消费者在权益受损时，往往面临取证难、成本高、程序繁琐的现实困境。
然而，将法律全然简化为“为有钱人服务”的工具，则忽略了法律系统的复杂性与动态性。法律同时也是社会平衡与权益救济的基石。针对企业（包括大型平台）的公益诉讼正在出现；国家对网约车等新业态的监管制度在不断细化与强化；行政执法监督机制也在致力于纠偏，例如一些地方通过监督程序，纠正了市场监管、交通运输等领域的乱罚款、乱扣押、类案不同罚等问题。这些努力旨在约束权力与资本的任性，修复制度的公信力。
因此，问题的核心或许不在于法律条文本身明确为谁服务，而在于法律实践的过程是否能够有效抵御金钱与权力的侵蚀，确保其“人人平等”的承诺不致落空。一个健康的法治社会，不仅需要完备的法律条文，更需要确保司法与执法的独立性、透明度，需要为弱势群体提供可及的权利救济渠道，需要让所有人——无论贫富——都能感受到法律的保护而非疏离。
法治之路，道阻且长。我们批判法律在现实中的扭曲，正是出于对法律本应代表的公平正义的更高期待。只有当每一次执法、每一次裁判都能经受住正义的拷问，法律才能从“谁的武器”真正转变为“所有人的盾牌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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